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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乐是她唯一的救赎。

这场音乐比赛,汪琳许久以前便计划参加。

自从她的小提琴啟蒙老师徐毓纯全家移民国外后,汪琳已经将近六年没有与老师见面了。这次将是睽违几年来,徐老师第一次回国过年;也因此,汪琳希望邀请徐老师观赛,藉由参赛,甚至获奖,让她所敬爱的恩师骄傲。

这是她期望赠予老师的礼物。

但是,她不信任那名实在过于唯唯诺诺,一点也不可靠的伴奏。即使是第一次配合,伴奏先行熟悉曲目,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吗?她暗自想着,如果下一次再配合得这么七零八落,她会要求老师帮她换个伴奏。

出了演奏厅,汪琳调整小提琴盒的揹带防止滑落,从连帽外套口袋摸出香菸与打火机,点了根菸。一旁同样抽着菸的中年男子困惑地瞟了她一眼,从他颈上掛着的识别证看来,约莫是大楼里某个办公室的员工。

汪琳不屑地回瞪,同时站远了些。

她一向不喜与男性有太多接触,尤其中年以上者,总能勾起她打从心底的厌恶,强制使她想起原生家庭失职的男性长辈。

尤其是祖父,她一点也不想记起来。

每当祖父的面孔在脑海形成,纵使只有模糊轮廓,心悸的毛病就会犯。

她恨不得永远抹去儿时的记忆。

然越痛苦的事件,就刻划得越深。汪琳一岁多的时候,母亲便不见人影,父亲单独带着她几年。不,说带她也不是,毕竟他那时几乎是住在公司。

在家时,父亲对汪琳完全地漠视,只请了一个态度同样疏离,除提供基本的三餐外根本不在意她的保母应付。直到汪琳四岁时,父亲将她载回乡下老家,交由祖父看顾,此后便连一次也没回去。祖父始终觉得汪琳是个累赘,也从未承认过这个孙女。对于儿子莫名带回的包袱,他是完全不愿负起照顾责任的。每天,祖父便外出与朋友喝酒赌博,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家,对汪琳就是一顿打骂,无比嫌弃;有时,他甚至好几天不回去,在友人家里过夜,醒了继续打牌,直到将身上的钱输光为止。

汪琳连幼稚园也没有去,年纪尚小的她就这样独自待在空无一人的屋里,害怕着孤独入睡或者被叫起来挨打的不确定性,不愿夜晚到来。

邻居们知晓汪琳的祖父成天在外,因此有几位妇人们会轮流张罗吃的给她;可不晓得是真的没有注意到,又或者只是不愿多管事,从未有人通报汪琳的情况。等到汪琳升上小学一年级,因为祖父没有将她带去学区的国小报到,使得校方介入访视,才揭开她的家庭是如何失能的事实。转介给社会局后,汪琳被送往机构安置。

在祖父家的那两年,成为汪琳生命中无法抹去的痛。

她开始对成年男性產生戒心,尤其遇到体型或外表与祖父相似的男子,就会使她想起那段被殴打贬低的日子。年纪渐长以后,汪琳得以控制自己的惶恐,不再轻易显露不安,但幼时的一切仍旧如影随形。

思及此,汪琳抽菸的心情都没了。她将菸捻熄,丢入随身携带的菸灰盒,缓步朝捷运站走去。

回到那个她至今还无法称之为家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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